书评

凯斯勒：逃离华尔街绞肉机/刘鹤翔，《财经时报》

在20年的华尔街生涯中，安迪·凯斯勒说他始终如履薄冰。这位被誉为“全明星分析师”的基金经理，在中国股市漫漫熊市结束之际，来到中国，被他的欢迎者们誉为“鹰之行”。但安迪·凯斯勒却认为自己不是鹰，而恰恰是一块“肉”，一块正从股市“绞肉机”里全身而退的肉
　　在中国国家图书馆的演讲开始之前，安迪·凯斯勒先给听众做了一个“美国秀”：台上放起烟雾，凯斯勒头戴礼帽，挥着魔术棒从后台走出。这个娱乐化的出场似乎意味着：能在华尔街玩转资本魔方的个个都是魔术师。
　　凯斯勒演讲前一天，也就是11月29日，沪市窜到了2100点，创了近五年新高。在场的国内基金经理们都认为，“股权分置”结束后的中国股市将迎来前所未有的持续大牛市。在这样的行情面前，“凯斯勒方法”无疑能让中国的投资者们多一点理论准备。

　　中国：理想中的“魔鬼市场”
　　来中国之前，凯斯勒的两本书，《华尔街的肉》和《操纵金钱》已经在中国出版。在《操纵金钱》一书里，凯斯勒写道：“很久以前，我就打定主意绝不在亚洲投资。”他认为，在“美国思考、亚洲流汗”的现行生意机制下，仅以制造业为主的亚洲公司，还“没有赚到任何钱”。
　　而现在，凯斯勒忽然在中国市场发现了投资机会，他表示已通过QFII和对冲基金的方式进入了中国市场。2001年，凯斯勒成功避开了网络股灾，从华尔街的“绞肉机”里逃出后，对知识经济下的财富流动路线进行了5年的潜心研究，决定重出江湖。
　　在凯斯勒看来，中国是一个理想中的“魔鬼市场”，中国的人口数量庞大，新技术应用的前景几乎是无限的。在这一点上，中国显然优于印度。
　　“中国市场的潜力非常大，人非常多，而对于这么大的市场来说，只有中国的企业才最了解也最有机会向他们提供这种中国式的服务。所以我讲的创新不一定是产品，不一定是笔记本电脑或者是电话，而可以是一种只有在中国才能用到的服务，这样的服务不可能由硅谷的哪家公司，或者印度的哪家公司来提供。”凯斯勒对《财经时报》记者说。

　　从“令人作呕”的分析师到“斧头”
　　1985年，26岁的凯斯勒穿着褐紫红衬衫、宽松长裤前去潘恩·韦伯的研究部面试。这副行头正是当年刚流行的“科技怪客时尚”装束。他这身打扮显然与华尔街格格不入，一位当年的同事在路上碰到他，知道他的意向后大吃一惊。
　　在面试前，凯斯勒对华尔街几乎一无所知。但他在贝尔实验室电机工程师的履历，让研究部主管很感兴趣。在主管的热邀与3倍薪水的诱惑下，他开始给“了解华尔街的朋友的朋友”打电话进行咨询，却遭到其中一位的怒斥：“你是个白痴吗？接受这份工作！”
　　就这样，凯斯勒成了一名半导体产业分析师，当时的华尔街充斥着各种分析师，“他们负责你所能想到的每一个产业：石油分析师、零售业分析师、饮料分析师、汽车业分析师、保险业分析师……多到了令人作呕的地步。”凯斯勒说。
　　在经过了最初的摸索后，凯斯勒迅速进入了角色。
　　1986年7月，英特尔公司发生前所未有的巨额亏损，凯斯勒却将之评级为“买入”。因为在亏损的迷雾中，他比别人更早看到了公司在亏损、关厂、裁员后，营运成本的迅速下降。当时公司股价曾跌至16美元。但半年后英特尔开始狂飙，一直涨至60美元。
　　事实证明凯斯勒做出“买入”建议的时候，确实是公司股价的最低点。这是凯斯勒第一个经典战例。如此几次后，凯斯勒成为科技股尤其是英特尔和摩托罗拉的“斧头”——华尔街把那些做出评论后，会对股票走势产生明显影响的权威分析师比喻为“斧头”。
　　随后凯斯勒一发不可收，他不仅成为了业内排名第二的金牌分析师，更跳槽到了摩根斯坦利，成了科技股分析的灵魂人物。

　　迷雾中的华尔街之鹰
　　凯斯勒说他的首选投资工具是“迷雾”。
　　“很少人能够看清在迷雾当中是什么样的投资机会，但是我能够通过一些非常重要的趋势，在迷雾中找到非常成功的股票。打一个比方，台上的这些鲜花就好比非常值得投资的股票，当这些鲜花被迷雾笼罩的时候，没有人看到它的价值，所以这些鲜花卖得很便宜，1美元就可以拿走；雾渐渐散开，有些人可能会意识到这是个很好的机会，于是它的价值会升到3美元、5美元；雾完全散开，全市场的人都能清晰地看到这些鲜花，于是价格涨到了10美元、20美元甚至更高。但是作为投资者而言，你应当在雾还没有散尽的时候，以1美元或者是3美元的价格买进。”他说。
　　对冲基金造就了许多暴发户。巴菲特、索罗斯、彼得·林奇、罗杰斯、列维和戴维斯，这些投资家的名字曾在上世纪六十至八十年代显赫一时。但是在90年代后期以后，随着美国新经济的出现以及互联网泡沫的破碎，在资本市场上，那样的传奇已经难以续写。
　　“不要相信任何图表和数据模型，它们只是迷雾。”凯斯勒说。从八十年代起，凯斯勒投入了大量精力深入研究公司，从中判断哪些公司真正具有成长性。这种披沙拣金的做法需要一双“鹰眼”，当然还要有强韧的耐心。
　　离开摩根斯坦利后，1996年，凯斯勒与原在摩根任职的朋友弗雷德一道，开始运作一笔小型对冲基金。
　　凯斯勒说他主要投资小型公司。当时，大多数对冲基金沉迷于追随热点挣上30%时，他则考虑那些技术很好、管理优秀，但总有某种障碍导致它们受到投资者冷落的公司，进行长期投资。在他看来，这些公司的障碍一旦消失，就意味着5倍甚至10倍的价值上涨空间。

　　逃离“绞肉机”
　　“华尔街是资本主义强盗上路行劫的用武之地。如果没有华尔街，资本主义之轮和经济全都动不了，我们全都会变成奴隶、愤青，或该死的烙牛肉饼，或者以上都是。”凯斯勒说。
　　华尔街每天都在创造神话。美国的资本市场规模目前高达16万亿美元，而科技类股票的总价值也达到了2万亿美元以上。有机电工程师背景的凯斯勒，从一开始就与科技类股票结下了不解之缘。在华尔街，他亲眼目睹像微软、思科、英特尔、苹果、惠普这些公司如何由小公司变成了几十亿、几百亿甚至上千亿美元的大公司。
　　1999年7月的某一天，凯斯勒应邀与一位神秘的客户共进早餐。客户自称来自巴林，“我们听说了你们和你们的绩效，很感兴趣，我明天早上先汇5亿美元给你们。”一周后，同样的场景在同一家餐厅里上演。这次的客户来自沙特，也是5亿美元。
　　但凯斯勒和他的合伙人拒绝了这飞来的10亿美元。他们认为，当时的阶段不仅不应该再吸纳资金，反而应该把资金归还给投资人。因为市场在癫狂地上涨，而他们的基金应该提前安全着陆了。随后，他们按照预定计划，坚决逐步卖出持股，强制投资人收回投资。
　　2000年底，华尔街网络股泡沫破裂了，这一波行情吞噬了大批华尔街弄潮儿，而凯斯勒则赚完大笔钞票后全身而退。
　　是谨慎救了他。凯斯勒在总结华尔街经历时，再次展现了自己的判断力，“华尔街有句名言，高峰和谷底都不会有铃响，但撒在我们身上的钞票救了我们的小铃铛。”


读安迪·凯斯勒《华尔街的肉》／李华芳，《上海证券报》

华尔街被投资者形象地称为绞肉机，其形象比吴敬琏喻为“赌场”的中国股市好不到哪里去。能从中全身而退的，寥寥无几。所以当安迪·凯斯勒从华尔街的股市绞肉机中死里逃生之后，难免像《肖深克的救赎》中的安迪一样，感慨万千了。
瞬息万变的资本市场带给人的诱惑太多，比如说对一个研究分析人员来讲，可能替将要上市的公司多多美言几句，就能给市场造势，从中获取远高于研究费用的中介费。或者说干脆就从分析师转为承销者，摩根士丹利是这种模式的始作俑者。凯斯勒亲身经历过这一过程，只不过他躲开了奎特隆们的糟糕结局。奎特隆在瑞士信贷第一波士顿投资银行时涉嫌违规操作而遭纽约州总检察长斯皮策的调查，2003年被指控妨碍司法调查。
实际上，凯斯勒目睹的事件在中国的资本市场也在上演。有漏洞的地方总是有人愿意去钻，只要其收益足够大就行。不管是在纽约还是在上海，所不同的是，纽约州处理这种违规已经有成熟、严密的司法体系做支撑，而在中国，还要靠证监会临时出意见来指导。
尽管如此，正如中国证监会所多次表示的那样，中国在证券监管这一领域是与世界接轨最好的。这倒也不能说是大言不惭，实在是其他领域的接轨不值一提。
凯斯勒的这本带有自传性质的书，提供了另一个透视华尔街的角度。中国的投资研究机构，多半是属于附庸机构，或者是证券公司的附庸，或者是基金公司的附庸，其推荐几乎都集中于各自机构承销的股票上，借鉴的意义并不很大。而对散户而言，可能有个人的精准分析，但这一部分市场并没有发展起来，因为散户不会为研究买单，或者说对散户而言，此类分析研究的价格过高。即便是在华尔街，分析师凯斯勒的客户也主要是机构投资者。
中国有句“有奶便是娘”的老话，是说你拿谁的钱就该为谁服务。对于华尔街的分析师来说，是投资人付钱购买你的分析，因此分析必须为投资者服务，而不是其他。但很显然，华尔街的诱惑太多了。所以就有分析师为了额外的利益而屈从于投资银行的业务人员。投行业与分析业是分工使然，但推荐投行即将承销的股票或者即将增发的公司，是更有利可图的，因为其中介费远远高于研究分析所得。所以格鲁伯曼以及奎特隆等人都心动了。
格鲁伯曼和奎特隆都曾经是华尔街名噪一时的分析师，是证券分析研究领域内的名嘴。华尔街把一个领域内排名第一的分析师称为“斧头”。作为一个分析师，斧头是最好的赞誉。而一旦脱离了独立研究，为投资者以外的人去牟利，那么你就会很快沦为“华尔街的一块肉”，放在砧板上任人宰割了。心动了的格鲁伯曼和奎特隆到底难逃斯皮策的调查。等待他们的是巨额罚款和铁窗生涯，这或许是“华尔街的肉”最悲惨的下场。
凯斯勒看出凶兆，最终远离了陷阱，凯斯勒选择了另外一条路，就是自己去做投资人。由于他的“斧头”经历，凯斯勒不同于其他的分析师，他较为关注新兴领域并且关注长期成长的公司，这一风格与巴菲特类似。凯斯勒的基金曾一度达到全美盈利率排名第四。他也从一位优秀的分析师成功转型为杰出的基金经理。
从分析师到投资者，凯斯勒因为自己的亲身经历，因此更容易看穿一个分析师是不是真正基于自己的立场在表达自己的看法。加上凯斯勒原本是AT&T的软件工程师，对于行业的了解也让他在行业分析上有独到之处，转为投资人之后，对这个行业的把握也胜他人一筹。由此，能有优异表现，也并不意外了。
凯斯勒的基金经理生涯，在今年初译介过来的他的另一本作品《操纵金钱：知识经济时代的财富游戏》中有生动描述。他幽然嘲讽的口吻，近乎胡闹的笔调，我们已经领教过了。不过，《华尔街的肉》因为凯斯勒的传奇人生加上诙谐的文字、引人入胜的故事，让人觉得这不是一本商业书而是一本精彩的小说。翻阅本书，就像与凯斯勒一道经历华尔街惊心动魄的资本之旅。这一旅程揭示了在华尔街的生存之道：假如不能为“斧头”，也应该避免成为“华尔街的肉”。
本月底至下月初，安迪·凯斯勒将来华，分别在北京、上海、深圳主讲2006国际投资大师中国报告会。为何他在分析师事业巅峰之际，毅然从摩根士丹利辞职，避免了成为华尔街的肉的？或许我们可以在现场问他。（李华芳）


华尔街的诱惑／曹中铭，中华读书报

　　要么成为一名“斧头”，要么就会成为一块任人宰割的“华尔街的肉”，这就是华尔街的游戏规则。安迪·凯斯勒能从股市绞肉机中死里逃生，他无疑是幸运的。其实，凯斯勒的幸运还表现在，他完成了从一名AT & T贝尔实验室的芯片程序设计师到华尔街“全明星”分析师的“蜕变”，最后又从“全明星”分析师转型为华尔街最成功的基金经理。
　　资本市场本质上是一个逐利场，其中的诱惑不言而喻。华尔街因为它的巨大影响力，导致许多人梦想挤身其中，其动力不外乎“利益”两字。用《说谎者的扑克牌》作者迈克尔·刘易斯的话说就是：利益实在太庞大、太诱人了。
　　格鲁伯曼、奎特隆、布洛杰特因为抵挡不住诱惑，最终成为纽约州总检察长斯皮泽的“座上客”。华尔街曾经让这些声名大噪的人物出尽了风头、尝足了甜头，但他们也为之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他们均被终身禁止再次涉足证券业，面临着数百万或千余万美元罚金的处罚，像奎特隆甚至可能还有牢狱之灾。
　　《华尔街的肉》更像是凯斯勒的自传，但也让我们这些从未置身其中的人认识了华尔街的另一面。在国内被顶礼膜拜的摩根士丹利，居然做的不是服务于投资者的传统业务，相反，倒是把投资银行业务放在重中之重。华尔街分析师的服务对象从开始的投资者到后来的投资银行业务人员，不能不说是格鲁伯曼等人悲剧的缘由，凯斯勒因为看出了华尔街研究部门走向了歧路才幸运地选择离开。
　　在华尔街，为了获取更多的承销收入，投资银行业务变得饥不择食，研究部门与投行部门之间的“中国墙”形同虚设。由于服务对象的改变，许多垃圾公司也会被分析师们“包装”一番之后冠冕堂皇地上市。在上世纪末的网络股泡沫中，华尔街分析师可谓“功不可没”。套用华尔街牛仔们的一句话：拼命骑马，骑到它汗流浃背后再抛弃。网络股泡沫的最终破灭，也使纳斯达克指数从原先的辉煌跌到了谷底。如果说格鲁伯曼等人的悲剧是由于自身原因的话，那还不如说是因为华尔街的巨大诱惑更为准确。
　　成熟市场中的华尔街也会是赌场？似乎觉得有点不可思议，但却是事实，至少凯斯勒是这样认为的。因此，对于光环笼罩下的华尔街，国内投资者和投行部门没有必要将其中如摩根士丹利、瑞士信贷第一波士顿银行等大投行们奉若神明。
　　吴敬链先生也曾将A股市场比喻为“赌场”，甚至连赌场都不如，但这是由于国内市场诞生的时间不长，相关的制度缺失或缺位造成的。与华尔街不同的是，国内券商的研究部门从一开始都是为机构投资者服务的，起先是券商本身，现在则还为基金等提供研究服务。
　　国内A股市场也常常能看到华尔街的影子，在制造股市泡沫方面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在1999—2001年的牛市行情中，网络股泡沫凸显无遗，百元股票频频现身，市盈率高达几百倍、上千倍的竟然不在少数。捧得越高，就会摔得越重。回头看，后来的五年大熊市虽然与A股市场的制度性缺陷不无关系，但也与当初股价所隐含的巨大泡沫密不可分。
　　前不久，国内有相关媒体发起了分析师排名活动，也爆出了分析师为了排名而买票的丑闻。与华尔街的“斧头”们一样，品牌就是资本，意味着话语权和源源不断的利益。国内分析师不忙研究忙买票，只能说明我们的市场在不知不觉中已经遁入畸形。
　　而笔者更愿意将《华尔街的肉》看作一本A股市场的“警世箴言”。须知资本市场从来就不相信什么眼泪，股市绞肉机也不会同情弱者，无论是像南方证券这样的大牌券商，还是一般的中小投资者都是如此。话说回来，只要参与到这个市场当中，你就成为股市绞肉机中的一块“肉”，就像凯斯勒一样，能否从绞肉机中全身而退，只有看各人的造化了。
　　华尔街的诱惑成就了凯斯勒，也使格鲁伯曼等人声名狼藉。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华尔街的肉》似乎在向我们诉说着什么……


肉、谎言与娱乐圈——关于华尔街的另类描述／本力，《中国图书商报》

　　71年前的1935年春天，在缅因州岸边的小岛农场里，摩根财团将摩根银行拆分成两部分：一部分为JP摩根，继续从事传统的商业银行业务；另一部分被分离出来，成立一家完全独立的投资银行，名叫摩根士丹利。随着中国金融业的逐步开放，这个投资银行渐渐为国人所知，而摩根士丹利最有名的一位华人却在2006年被“炒鱿鱼”了。他就是鼓吹中国房地产泡沫论而名声大噪的谢国忠，时任摩根士丹利亚太区首席经济学家。摩根士丹利亚太区总部并没有对此事件发表官方看法，谢国忠本人也拒绝谈论自己离职的具体原因。而坊间流传的版本是，谢国忠离职与他的一封被泄露的内部电邮有关，而该电邮的内容仅仅是批评亚洲某国的经济。一封并非涉密的电邮与九年的明星投资分析师生涯相比似乎不值一提，但看了一位曾在摩根士丹利亚工作过的更明星的分析师安迪·凯斯勒（Andy Kessler）的新作《华尔街的肉》，才认识到谢国忠的遭遇其实再平常不过。在安迪·凯斯勒笔下，“肉”是对华尔街的分析师们最贴切的比喻。
楚汉相争时，项羽屯兵40万在新丰鸿门，谋士范增设计要除掉刘邦。刘邦依约赴鸿门宴，范增请项庄舞剑助兴，意图杀害刘邦。张良叫来樊哙，刘邦借上厕所的机会与樊哙商议如何逃走，樊哙说：“如今人方为刀俎，我为鱼肉，何辞为？”《华尔街的肉》描述的华尔街分析师生存状态，恰好可以用“人为刀俎，我为鱼肉”来表达。面对“鱼肉”处境，刘邦选择了“走为上”，而安迪·凯斯勒在书中也称自己是成功逃脱，此书的副标题即为“我从股市绞肉机中死里逃生”。这样看来谢国忠的离开似乎也就顺理成章。而在《华尔街的肉》中，安迪·凯斯勒的几个同样是明星分析师的朋友却没有那么幸运了，几乎都遭到牢狱之灾。
为什么会这样呢？在多数人的眼中，呼风唤雨的华尔街是个多么名利双收的地方啊。安迪·凯斯勒的这本书可谓是关于华尔街的另类描述。在他笔下，华尔街是个充满谎言的地方——这大概也是分析师们“肉”的命运的根本原因，而分析师们多半形迹可疑。他说分析师有三类，“在所负责的产业中认识业界人士；对所负责的产业有所了解；既不认识所负责的产业人士，也对产业本身一无所知”。而大多数分析师属于第三类。安迪·凯斯勒嘲讽道，当分析师根本没有任何资格条件，甚至在他看来，“猴子也能做这个工作，而有些分析师就是猴子”。安迪·凯斯勒对他的同事分析师们毫不客气，将这些“老油条”们对股票走势分析预测的避险功夫一一揭穿。其中，最完美的避险是把别的分析师的成功见解当成自己的。在安迪·凯斯勒笔下，华尔街的投资银行真是丑态百出。交易员们牛市的时候到天价的餐厅里砸钱，大吃大喝，分析师们在会议中心作乐狂欢，乃至将预备第二天给普华永道使用的会议室桌子掀翻，灯具打碎，帘子扯掉。还经常出现从业人员被捕的丑闻。
诱发谎言最根本的原因还是利益。我们回顾中国20年来经济发展的事实，就会发现利益越丰厚的地方，谎言和骗局也就越多。受利益驱使的谎言能毁灭许多东西，包括中国的足球。在利益背后，分析师们的命运往往是“人在江湖漂，怎能不挨刀”。正如安迪·凯斯勒所说，“华尔街的每个人都是一块肉，割掉的脂肪被拿来当作保持市场润滑的机油”。在华尔街，一方面充满了各种谎言，另一方面从业人员往往被当作替死鬼。安迪·凯斯勒离开华尔街后，他的许多同事在网络泡沫破灭中变得臭名昭著。比如作者认为整个行业里最顶尖的分析师奎特隆最后被指控阴谋销毁档案文件，甚至为互联网泡沫化充当替罪羔羊，而这只因为奎特隆在一封电子邮件里写的字句和发出这封电子邮件的时机。在熊市的时候，分析师和投资银行业务人员成了罪魁祸首。
《华尔街的肉》一书对投资银行们毫不客气，称之为“华尔街那些巨大而肮脏的机构”。更确切地说，“华尔街是资本主义强盗上路行劫的用武之地”。对于这个行业，安迪·凯斯勒认为它更像娱乐业，因为投资银行不但需要用那些从来就没有灵验过的模型、分析工具来增强说辞的可信度，而且还要煞有介事地包装自己，通过打电话、拜访客户来推销自己，利用媒体来炒作自己。对于分析师甚至有一个类似音乐排行榜的“I.I.排名”，分析师们的身价与之相关，并上下波动。不知有意无意，在安迪·凯斯勒这本半自传体的书中，出现了泰森这个八十年代拳击界的明星、九十年代以搞垮巴林银行著称的里森，还有最重要的分析师明星玛丽·米克——这个在新的世纪被称为“互联网女皇”的网络分析师。“嗨，我是玛丽·米克，头一天上班，要怎样弄台个人电脑呢？”这样的情节使这本书中颇能读出一些电影《阿甘正传》的感觉。
电影《性，谎言和录像带》中，以性为主题，将人的欲望和谎言联系到一起，并通过录像带将人面对欲望的无力和自卑表现得淋漓尽致。安迪·凯斯勒的《华尔街的肉》用肉作为隐喻，展示了在华尔街这个巨大的名利场中，投资银行尤其是分析师们的生存状态。记得有位中医告诉我说，刘力红教授的《思考中医》太不厚道了，因为几乎将中医的秘密和盘托出。那么，基于同样的理由，估计安迪·凯斯勒也难免不被同行非议——当然，除非他说的也是谎言。